最具价值的“反哺”：人力资本的培育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关于工农关系思想的重大发展，为新时期的“三农”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因此，工业对农业最具价值的反哺应是人力资本的培育。

　　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中指出，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和活力源泉，是长远发展的战略重点。人是一切问题之根本，既是问题的出发点又是问题的落脚点，人是生产中最革命的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逐步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是指投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数量，而人力资本是指人本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总和。前者重在量，后者重在质。

　　为何最具价值的反哺是人力资本的培育？原因之一，人力资本决定了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农业科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而农业科技的开发、创新、转移、扩散和应用都需要人力资本作为主要媒介。原因之二，人力资本决定了农业组织管理程度。农业的组织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产业化水平，例如，各类专业化合作组织，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因之三，人力资本决定了农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消耗资源，在资源日益短缺背景下，人力资本却是具有无限潜力可再生性的资源。农业现代化虽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其本质是：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来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其实依赖的是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现代化的生产资料，即物质资本也需要与人力资本相互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人力资本。既然人力资本是技术、管理、生产资料等要素的决定性因素，对其投资就一定最具价值。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和源泉，会对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何培育农村的人力资本？培育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前提是考察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一般来说，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区域的均衡发展。但是，我国劳动力城乡流动的结果是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因为从农村中流出去的首先是有文化、有能力、身体健康的人力资本，而这些人力资本才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先进要素。留在农村的多是文化低、能力差的简单劳动力，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缺乏吸引人力资本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这就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流动是单向流失和净流失状态，这种流动就决定了初始存量低的农村人力资本面临着枯竭状态。农村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没有内化于农村，而是涌入了城市。城市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只内化在了城市。人力资本存量会决定行业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我国农业的低收益与其较少的人力资本存量是相适应的。从实践来看，我国逐渐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劳动力增量速度逐年下降，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日益明显，初始存量就低的人力资本更是面临着枯竭的状态。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势在必行。

　　如何培育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培养人力资本别无它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教育：基础教育与培训教育。基础教育给予的是知识，培训教育给予的是技能，而知识和技能则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核心。在此，按照渐进的次序分析，提出三点对策性建议：第一，公共财政向农村基础教育大幅度倾斜。但是，当农村的人力资源在未来成为人力资本时，会通过大学、打工等方式流出农村，这就需要下一个建议；第二，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化职业教育的推广，职业教育的推广旨在培养新型农民。因为没有世界一流的农民，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农业。但是，现代农业仅有新型农民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技能的科技人员、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有远见的管理者，这就需要下一个建议；第三，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人力资本的回流与进入，人力资本同其它资本一样，其生命力也在于运动，既要鼓励流出的人力资本回流，又要鼓励城市的人力资本进入。

　　如何让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内化于农村、驻留于农村？这就需要解决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获得等量收益的问题，政府至少要在以下四方面尽快推进改革的力度：其一，为满足生活环境和生活保障的要求，公共财政应大幅度倾斜于农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二，为保证务农增收，建议将现行的农民综合粮补改为放开粮价，即粮食短缺时，补贴生产者不如补贴消费者；粮食过剩时，补贴粮价不如补贴休耕。其三，为保证资产收益，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其四，为保证扩大再生产和创业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力度，加大信贷资金的回流力度。只有尽快推进相关改革的力度，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进入并驻留，形成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保证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以上分析涉及到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政策一定要体现配套性。万物均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联性，各项政策措施都能到位，方能发挥合力的最大效应。“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政策与对策的系统性。另一方面，政策一定要体现前瞻性，人力资本的培育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但却是未来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要素，政策的推进宜早不宜迟。再如，目前的粮补政策面临着被动的改革局面；农村建设用地面临着进入市场的被动改革局面；非正规金融也面临着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动力。政策的迟滞性既会增加改革的难度也会增加改革的成本。